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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望星楼通书》的传承, 编印及大体推算过程 - 李鹏程
光绪早年,楚南昭陵之西的车塘铺(今隆回县周旺镇车塘村)李靖臣,根据人们生产和生活的需求,编辑了《望星楼通书》,稍后采用木刻出版,人们俗称“星书”。“星书”采用当时最为科学的弧角天星算法,特别是考虑了地球经纬,准确地推算出我国二十四节气及日月食的发生时刻,同时,还对全年气候进行了预告,科学地指导了人们的生产生活,便成了农家破土开耕、抛粮下种的必备之书,加上太乙奇门、六壬乌兔演禽、玄空飞星等内容,满足了当时社会的实际需要,颇受群众欢迎,“上自云贵,下达闽江,无不奉为圭臬”,更得到清两江总督魏光焘、民国南京行政院参事冯天柱等分别赠序赞许。其成果具有相当的科学性与理论性,为后来的天气预报研究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,为现代行为预测学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依据。同时,引进的木刻印刷技术,开创了隆回文字印刷先河,推动了隆回民俗文化的发展。通书2009年入选隆回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,2010年晋为邵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。2009年5月,国家文化部官员来隆回考察民俗风情,有云“星书”可望申报国家级。今年《杨公风水堪舆网》举办风水研究擂台赛,还将《望星楼正宗通书》作为获得第一、第二名的奖品。
一、传承脉络
据《车塘李氏族谱》记载,明洪武四年,始祖德昌(祖二公)自江西湖茫迁徙宝庆西邑车塘铺,他是曹王李明(李世民第十四子)的
第23代嫡裔。由于武后专权等缘故,本支先祖避险弃仕,有人凭借皇宫历书经世谋生,到木刻本《望星楼通书》面世,已绵延40多代,其中不乏天象地舆术士。如族谱记载第40代“学楚讳朝业,堪舆医卜星命,无不通晓”;第41代“秉禅讳占春,潜心地理,寻龙黠穴,得行家要诀”;第42代“公桥讳向荣,意志超卓,精习堪舆”。他们的若干经验几经手抄流传,为正式编辑通书打下了基础。在这种氏族文化背景下,第43代李靖臣结合祖辈经验编辑出版了木刻版《望星楼通书》,第45代李馥生续撰推出了《望星楼正宗通书》。
李靖臣(1845 -1921),派名良沆,字人霖,因叔殉难袭封云骑尉,业儒。他“性格倜傥,为文清真,少年曾应童子试,尝宗工挑前茅,因复试偶讹一字未酬公志”,遂师从房叔李公桥,潜心天文地理之学,头角日渐崭露。公桥逝后,靖臣曾几度到广州、长沙等地,造访高人,觅师深造,后结识了北方天象术士庾虎生。庾当时正准备编辑印刷历书,靖臣加盟后即以蓝本推出。不久,靖臣回到家乡,一边在滩头柏水教书,一边继续从事历学研究,潜心弧角天星算法,于清光绪年间,在车塘铺东水塘自家楼上,组织人马正式编印黄本《望星楼通书》。他预测的滩头城冲肖姓人家建房“园垛之日披蓑衣”、为母亲卜筑的“双龙抢宝”地,出神入化,令人叹为观止,以至魏光焘“屡为招致”,协助军中观测地形,分析战局,处理事务,后为魏母精心选定佳城等。“魏公益重之,亲为赠序于卷首”。此后带有李馥生、范奎峰、刘觉民、胡气壮等徒弟,其中以馥生为最。
李馥生(1893-1976),派名佑琦,号尚文,宝郡师范毕业,后师从族叔祖李靖臣习学天文地理。1921年5月,靖臣意欲传业,族侄孙馥生当即发誓“愿保师祖三代衣食无忧,否则雷打火劈”,从此继承了《望星楼通书》产业。以后不断研读天象大师蒋大鸿的著作,将七政四余融入通书,使通书事业再登高峰。经他精选的“武冈花园桥”、“武冈县衙大门”修造的开工时辰等,技压群芳,世人叫绝,云贵地区群众盛赞他为“半神仙”。曾有武冈县长专门派轿接他去测算,民国南京行政院参事冯天柱也仰慕其名,“挚亲之丧,走书求诸李君,所占候风雨阴晴,不差晷刻”,以后还欣为赠序。
解放前,李馥生的女婿周健(佩卿)、族叔李俊臣等参与通书编印,得到馥生的亲自指导。车塘铺土地改革后,李馥生被划为地主。因为成分太高,以致1971年患背花后,无人愿意为他治疗。后族叔李俊臣冒着风险秘密为之治疗,馥生很受感激,于是将通书的编印精髓传给李俊臣。以后,李俊臣传子李天伦,李天伦传子李可爱。李馥生自接管通书产业以来,因为两个儿子都死于非命(一个果真遭雷击死亡,一个不慎在水库淹死),自己也命运坎坷,感到是忽略了对师祖后人的照顾所致,必须带个回门徒弟以践诺言,于是,又将秘诀传给师祖李靖臣的侄玄孙李书亮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后,李书亮又跟李俊臣研习多年。
二、 《望星楼通书》的大体推算过程
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,较早就掌握了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。汉代以后,《太初历》、《大衍历》和《授时历》相继问世。
至明末清初,汤若望等传来西方的天文学说,以后,康熙又御批组织编辑了《数理精蕴》、《历象考成》、《协记辨方》等天文历学著作,进一步丰富了天干地支、阴阳五行、七政四余、八卦、十二宫、二十八宿的内涵,为此后的历朝历书和民间通书编辑奠定了基础。
1、推算依据
《望星楼通书》正是基于上述著作,并进行不断探索和实践。如天干地支,金木水火土五行,存在着生克关系;自然界的天地水火雷山风泽,用乾坤坎离震艮巽兑来组成八卦;将天体分为十二宫,如太阳每月行一宫(即30度),月亮每日行一宫,土星约二十八个月行一宫,木星每年行一宫;以北极星为中心,定出东南西北四个方位,四个方位里又有二十八宿星轮流值日,给每个星座都赋予一定的属性(吉、凶),如木星,名叫岁星,是东方木之精华,色青,性质本为仁厚,当其顺行轨道时有福力,逆行则会生祸灾,当其与太阳会局,叫做文昌大会。气星叫做紫气星,追随木星在东方青龙位,处主荣华富贵,称为吉星。所以,“紫气东来”变成了人们最期盼的星座。如果吉星运行到所处位置,叫吉星高照,能化凶呈祥,或锦上添花。
2、推算方法
严格地说,历(通)书推算非常复杂,有众多数理运算,以前只有皇家钦天监所为,常人一般无法掌握,术家也不为常人道。因受对天体的认知、测量设备、计算方法和计算工具的局限,就是皇家历法及前朝历学著作,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精度问题。后来的历书编者,唯有对天体进行不断观测和研究,越接近预测日期,其精度就越高。
经近年来多方了解,编辑《望星楼通书》的大体推算过程如下:
观天象。
这是通书编辑的基础。每月的初一、十五都得观察月亮亏盈,每年的八月初一、初二、初三,必须洗手净身,烧纸焚香,彻夜伫立望星楼上,仔细观察整个天体,对照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,详细记录日月星辰及其颜色变化,为历书编辑做足基础准备,以真正预测来年收成及指导人们行事忌宜。观测地点一般是在望星楼上,有时也去隆回最高峰——白马山观测。到现代,主要看东方箕星、西方参星、南方轸星、北方牛女星等。如“箕”星,若色赤则来年将旱,明亮则五谷丰登;如牛星女星,明则天下安康,暗则天下将行瘟疫,等等。观测后,要及时绘成相应图表,便于统计分析。
定节气。
这是编辑通书的关键。先是测日长,将正午太阳影子最长的一天定为冬至,最短的一天定为夏至,那么影子长度适中的就为春分或秋分了。同时,也根据北斗星的斗柄确定,斗柄指东天下皆春,斗柄指南天下皆夏,斗柄指西天下皆秋,斗柄指北天下皆冬。再在黄道上,从冬至开始,将太阳每运行15°所到达的位置设置一个节,或一个气,依次排出二十四节气;节气排定后,最后分配日期。由于太阳、地球、月球的公转和自传,有时未能进入预定日期,则需要设置润月(日);当太阳、月球、地球运行到接近一条直线,即月球遮住了太阳的一部分或全部,出现日食或日全食,当太阳、地球、月亮运行到接近一条直线,即地球遮住了太阳的一部分或全部,出现月食,设置时要将以上特例一并考虑进去。多种方法,相互验证。民国前,通书能精确到刻,民国以后逐步精确到分秒。据传某年的某个节气,《望星楼通书》的推算较南京紫金山天文台还准确一分三秒,天文台特邀李馥生前往南京,检验他的特殊推算方法。
卜年风。
这是通书的编辑亮点。宏观上需参考近三年来的星辰运行情况,进行统计分析处理;微观上需从每年的正月初一推起,如从初一开始,经几天到辰日,则就是几龙治水,经几天到丑日,则就是几牛耕田,经几天到亥日,则就是几屠共猪,等等。必要时,还要结合本年的雨量、气候和天象情况,综合确定来年年风。因为这牵涉到人们来年的生产和生活,必须要有高度的责任感,必须参考多年的相关资料。
测吉日。
这是通书的神秘和玄乎所在。通书编者大多秘而不宣,但考其宗源,大多是根据汉代大儒董仲舒的择日法,或参考些玄空飞星、奇门遁甲。以天干地支排定,凡选择黄道中的青龙、天德、玉堂、司命、明堂、金匮六神值日的那一天,则百事吉利,不避凶忌,万事如意。以九宫飞星而论,凡与纳气口有1白、8白、9紫三种飞星降临的日子,或除、危、定、执、成、开六个字相对应的日子,就可以称为吉日。对于嫁娶,宜择天德、月德、天德合、月德合、天赦、天愿、三合、天喜、六合、不将日,对于修造,宜择天德、月德、天德合、月德合、天赦、天愿日,对于出行,宜择天德、月德、天德合、月德合、天赦、天愿、月恩、四相、时德、王日、福德、三合、开日、天喜、建日、天马、驿马日。等等。
计算。
演算过程涉及赤道、黄道、赤纬、黄赤交角、黄赤互转、坐标变换、计算次方、指数与对数函数、三角与反三角函数、统计分析、时差等,还需查阅升度(经纬)表,需要采用天星罗盘和大算盘等工具。没有扎实的数理基础、丰富的天象知识是无法进行计算的。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,对天体的观测仪器和计算方法都有空前的发展,国家有关部门在节气、日月食推算上的成果已经非常精准,现代通书编辑完全可以借鉴。
三、编印发行
通书早期以手抄本面世,相沿已有四百多年。以后经历了木刻、石印、铅字印刷和电子排版印刷几个阶段。通书设计竖排印刷,分厚本(72页)、中本(52页)、薄本(32页)三个版本。为区别庾虎生的蓝本历书,自李靖臣的《望星楼通书》问世以来,通书封面颜色一直定为黄色。每年清明后开始推算整理,拟定正稿,端午前后开始雇请手工艺人(10--30名不等)进行书写、制板、刻版、印刷和装订。中秋节后开始发行。
1、编辑风格
封面。
民国以前的通书封面,天头横排“天子万年”及当朝年号,如“光绪十一年乙酉”,中间正书“望星楼通书”,右边标有“楚宝昭陵之西车塘.陇西郡”,左边标有“钦赐袭云骑尉李人霖靖臣氏详选”,以后还标有“男瑞华、婿陈寿龄仝辑”等字样。李馥生接手后,天头标有“李靖臣真本”,中间正书“望星楼正宗通书”,右边标有“楚南宝庆周旺铺下二里车塘铺出版”,左边标明通书的承传脉络,如“业受叔祖李靖臣,授业李步仪、李步象”等字样。在通书红火的时代,有时也在天头上标过“李馥生氏”。1949年以后采用西元纪年,现在的封面冠以“李馥生真本”和“政府非物质文化遗产”。
正文。
主要包括节气及人们生产生活的行事宜忌等。薄本一般包括春牛芒神图、地母经、九宫飞星图、通天窍和全年阳(阴)历日期、节气时刻。厚本除包括薄本内容外,还有序、二十八宿吉凶歌、农时农事谚语、民俗通用资料等。春牛芒神图是按六十花甲轮回,来确定牛高、牛身、尾长,以及芒神身高、衣着等情况,左边是龙治水、牛耕地、姑把蚕的意寓年风,预告了全年气候。九宫图已将二十四山在本年的吉凶神煞方位排列分明,旁边借以通天窍云:某之位煞在某方,忌某山,某山无妨,是阴阳修造的主要参考。对于具体日期,早期的一般只写节气和“凉风至”、“ 鸿雁来”、“桃始花”等气候情况,具体节气,按南京、北平、湖南、广西、云南、贵州顺序,排列降临时刻,日食分初亏、食甚和复圆,按南京、北平、湖南的顺序排列。近世以来,通书除记载日期、节气外,还逐日标注吉神、凶神、建星、紫白,及嫁娶、修造、出行等与人们日常生活相关的宜忌内容。有时也辟专页,将全年节气、月家吉凶神集于日期之前,便于读者阅览。有时也切合时局,如民国二十六年的通书,将民国革命重要纪念日和总理(孙中山)遗嘱,辟了红字专页。2010年以来的《望星楼正宗通书》,增加了笔者代撰的新序言,以及经笔者校点的魏光焘、冯天柱赠序、李靖臣原序和李馥生续序。
2、木刻工艺
通书在民国三十年以前一般采用木刻印刷。其工序是:备料(包括制板、纸墨)、木刻(包括写样、校正、上样、雕刻)、印刷(包括放版、刷墨、复纸、压擦、揭纸、套色)、装订。
备料。
木刻板的材质为白叶树,风干后顺纹理锯成1寸厚一块,并按照通书的长宽尺寸,边框各加1寸分为单页板、双页板和四页板,如序言等采用固定板或活动板。然后用水煮,烘干,刨光。写样纸为薄洋纸,要求不浸不渗。印刷纸就近从滩头采购。书写和印刷采用研磨香墨。
木刻。
文字样稿一般由编者自己亲自书写,春牛芒神图、八卦图另请人绘制。经2次校对无误后,在板面先薄涂浆糊,然后将样稿纸面覆贴,用力均匀压实,使字迹反现在板面上。工匠在木板上雕刻,即将板上有墨迹的部份保留,刻去板上的空白部份,使有墨迹处形成约2--3毫米凸起的阳文反字。对全年二十四节气或日月食等特殊日子,也有采用阴刻。所有刻板要求书法优美,刀工洗练,深浅适度,刚劲准确,左右横刻。刻完后再经过校对、挖补改错,才能付之印刷。
印刷。
先将雕版固定在案桌上,将纸平置。印刷者手持圆木刷略蘸墨汁涂于雕刻凸起的板面,随即以白纸平铺其上,再用毛刷轻轻拭刷纸背,然后将印好的纸张从版上揭下晾平,这时纸上的文字已成为正字。
装订。
经过分页、折页、撮齐、捆扎压实、数书、齐栏、切书、打装订眼、穿线装订等工序,将独立的印张装成书籍。
3、石印工艺
民国三十年以后,李馥生从长沙购置了一台小型石印机,通书开始采用石印。石印利用油水不相容的原理在石板上印刷。准备一块质地细腻、平整光滑的石板,用油性墨在纸上写样,然后将写样稿反贴到石板上,用力压均匀,揭去纸,刷上薄薄的一层水,用墨滚在上滚动,这时,有油性样稿的文字因为不沾水就获得油墨,空白处有水,不沾染墨,所以石板就上墨了,再在石板上覆纸,加压,就得到一份正的文字,这中间经历了正→反→正的程序。小石印机虽然完全靠人力摇动,劳动强度较大,但它较木刻版印刷还是进了一大步。
通书自上世纪七十年代起采用铅字印刷,本世纪开始采用电子排版印刷,质量上较以前的木版印刷有了较大的改观。
4、出版发行
每年中秋节后开始发行,一般采用预先订购。当时定价为每册1块光洋,凡用银洋定购,则“惠寄选择嫁娶造葬各件课”,后由宝庆府正街经裕书局总发行。发行邮道有车路两种,主要销往广西、贵州、云南、四川及湖南各州县,年发行销售量在15―20万册。近年学者研究,通书还发行到香港和新加坡等地。1903年,两江总督魏光焘赠序李靖臣:“我思后世通书不下数十种,李君于历法确有心得,辑编以供世用,后先作者莫或过之”,使《望星楼通书》身价倍增。随着滩头色纸和年画的畅销,宝庆西路人们在去广西、云贵等地贩卖红纸和年画时,常常附带销售部分通书,既扩大了通书影响,又进一步拓展了通书发行渠道。
李靖臣逝世后,其他弟子纷纷独立门户,易地出版《望星楼通书》、或《正宗望星楼通书》,挑战馥生的正统地位。李馥生只好将编印馆从东水塘搬至邵安公路(今320国道)旁,将通书定名《望星楼正宗通书》,使出看家本领,进行更为精准的推算,并加印“业受叔祖靖臣公密传,李尚文馥生氏详选”,销售量又较此前有了新的突破,每年获利可达1200块光洋以上,招致不法人士蜂涌冒名刻印,年发行量超过100万册以上。为了保住“星书”的正宗地位和自己的利益,经冯天柱亲自协调,《望星楼正宗通书》获得了政府许可出版。据此,在上世纪二、三十年代,馥生与其他冒名编印通书者对簿过公堂,在1935年的通书后面还附有《著书大誓愿》,一再申明自己编辑“多费心和力”,“如有翻刻假冒,赚钱一文吃药一剂”,还以父亲名义特书《明辨野子启》:“近年宝庆、武冈竟多无耻之徒,假冒吾儿之名牌,贩卖伪造之货物,亦法律所不许……野子还是野子,何能假充我子,特此明辨”。
塘铺土改后,人民政府没收了李馥生的编印馆、刻印设备,通书刻印一度中断。部分历学书籍被女婿周佩卿带去武汉,佩卿大学毕业分配去衡阳,正值湘水猛涨,书籍在渡船时不慎散落江中。1962年7月,外地有人出价3000元,要李馥生重新编写“星书”,他冒着风险又编写了两年。此后,每年有人冒以“车塘铺”“李馥生氏”名义出版《望星楼正宗通书》,或称是馥生密传,授业某某。据了解,凡这些书的作者,大多是曾帮馥生刻印“星书”的手工艺人,或买去部分木刻板的外地人士,他们是否得到真传,尚未可知。2008年以来,在隆回县文化部门的大力支持下,《望星楼正宗通书》经过李可爱、李书亮的精心整理编写,作为政府非物质文化遗产,重新在车塘铺出版。 此外,近年网上查得,湖南省图书馆在古籍书目类收藏李人霖等编《望星楼通书》4册。发现孔夫子旧书网、中国收藏热线网等,有全国各地众多的《望星楼通书》收藏者,现在网上的拍卖价为:清朝的300-500元/册,民国时期的100--200元/册,连续五年以上的通书,其拍卖价格在1500元以上。可见通书除了实用价值外,收藏价值也不菲。 (原载2011年《隆回文史》第十五辑《记忆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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